文 | 夏晨 2018-06-05

韩伯是我的中学老师。

第一次知道韩伯的名字并见到他，是我上小学六年级时。那一年红卫兵运动兴起，我家村子旁边的小镇和县城一样，无数人扯旗造反，大大小小的造反团体如雨后的毒蘑菇突然涌现，并分成壁垒分明的两大派，文攻武卫。往日安静的小镇成了大字报的海洋，一场又一场批斗大会在小镇上举行，大大小小的“走资派”们，加上地富反坏右以及学校里的“白专”典型们，成了夹在两派中间被反复批斗的对象。在一个锣鼓震天口号声震耳欲聋的批斗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韩伯并记住了他的名字。他拖着一条被打伤的腿，被人架着，艰难地走进批判大会的会场，胸前的大牌子上写着“历史反革命、摘帽右派”的字样，名字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红叉。从批判者慷慨激昂的发言中知道，韩伯是隔壁那个中学的“白专”典型和历史反革命。

真正认识韩伯，是在我上了中学，韩伯成了我的老师以后。接触多了，知道了一些韩伯的故事。韩伯是山东蓬莱人，中学就读于山东一间教会学校，说一口流利的英式英语。1940年代初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放弃了留在北师大任教的机会，自愿来到西北，兴办教育，解放前后先后在甘肃宁夏多地的师范学校和中学担任校长、教员等。1957年韩伯被打成右派，发配到一个园艺农场劳动改造。1962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韩伯以摘帽右派的身份调到我家村子旁的小镇上当中学老师，直到1971年调离。

韩伯是全才，可以教授中学的所有主要课程。从初中到高一，韩伯给我们讲授过英语、语文、农业基础、物理、数学等课程。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韩伯不能担任班主任，不能带政治课。文革中韩伯一个有名的罪状是反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证据是有一次教导主任排课，问韩伯愿意带哪门课，韩伯说除过音体美外，需要带什么课就带什么课，服从组织安排。结果这个表态就成了韩伯反对音体美教育，为此受到批判。

虽然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调到小镇的韩伯一家并没有逃脱不公正的对待。韩伯的妻子赵姨，1948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科，1958年初因为向学校领导提了点意见被认定为漏网右派，带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又因为二十多年间一直拒绝认罪，这顶帽子至终都没有被完全彻底地摘掉。文革中，韩伯和赵姨双双受到了非人的折磨，身心备受摧残，可谓九死一生。我上中学的几年中，韩伯尚可登台授课，赵姨则只能打扫厕所和喂猪，一家三口住在两间阴湿的由贮藏室改成的宿舍里，凄凉度日。

韩伯授课非常有特色，循循善诱，常常在谈笑风生间把非常难懂的内容用很简洁的语言轻而易举地讲清楚，让同学们很快就弄明白了。他为人和善，对学生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无论是谁，只要向他求教，他都会来者无拒，耐心教导。

我和韩伯的女儿是同班同学，她常常邀请一些同学到她家一起上晚自习，复习功课，这也是韩伯为大家答疑的好时间。那时候的乡村小镇没有电，学校里没有照明设施，同学们上晚自习都是自带一盏煤油灯。上初中的几年里，有许多夜晚，许多同学都是在韩伯家那间阴湿的宿舍里上的晚自习，一方面得到了韩伯的辅导，另一方面也省下了许多灯油钱。

上高一的时候，已是文革中后期，环境有所宽松。韩伯夫妇调动了工作，一家人搬到了一百公里外的一个小城，赵姨也终于可以在一间中学里执教了。

文革结束后，我离开老家到韩伯一家所在的小城工作，工作单位离赵姨执教的学校很近。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去拜访他们，师生相见，分外高兴，韩伯赵姨热情地留我吃晚饭。从此，我就成了韩伯家的常客，常在周末去看望他们。

一九七七年秋恢复高考，消息通过广播电台正式发布的当天下午，韩伯来单位找我，告诉我恢复高考的消息，鼓励我立即开始复习，准备迎接高考。随后，韩伯又为我找来文革前的高中教材，并为我介绍了几位他们学校的数理化老师，为我答疑。填报高考志愿时，韩伯赵姨一起指导我填写志愿表。七八年初，我离开小城去省城上大学，临行前去向韩伯赵姨告别，韩伯给了我三十元钱作路费，相当于我一个半月的工资。靠着这笔钱，我从小城到了省城，开始了四年大学生活。

韩伯，一个饱经摧残的老知识分子，在我人生最重要的岔路口，指导我走上了一条求学的正路。

今年是七七级大学生入学四十周年，藉此文纪念早已作古的韩伯，也纪念那些曾在故乡那所乡村学校里辛勤工作过的老师们。因为有你们，一代又一代黄土地上长大的农家孩子才有机会接受教育，改变命运。你们，是共和国真正的脊梁。

原载：《中国日报》2018年6月22日